在日前發布的《中共中央、國務院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“三農”工作的若干意見》中，污水處理再次成為農村環境治理的重要命題：推進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，加強農村飲用水水源地保護，加快解決農村“吃水難”和飲水不安全問題。
    2019年2月19日，《中共中央、國務院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“三農”工作的若干意見》由新華社受權發布。作為新世紀以來第16個指導“三農”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，此番政策“含金量”和信息量相當大。
    與以往一號文件往往聚焦“三農”工作某一領域不同的是，涉及整個“三農”工作的多個領域。不少細則均是更加細化的提出，加強農村污染治理和生態環境保護便是其中一大亮點。在眾多業界人士看來，《意見》提出的“硬任務”，在補齊農村發展各項短板的同時，也涵蓋了當前農村發展的難點。
    在實施村莊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方面，《意見》明確全面推開以農村垃圾污水治理、廁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為重點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，確保到2020年實現農村人居環境階段性明顯改善。落實河長制、湖長制，推進農村水環境治理，嚴格鄉村河湖水域岸線等水生態空間管理。尤其就農村水處理而言，《意見》提出推進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，加強農村飲用水水源地保護，加快解決農村“吃水難”和飲水不安全問題。
    而事實上，作為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關鍵一環，農村污水治理儼然已成為近年水污染治理領域的主戰場。國家及地方層面密集出臺一系列政策并加快落地，據不完全統計，目前已經有近20省份明確任務清單。我國農村地區每年產生污水90多億噸，處理率卻僅為22%，遠低于城鎮污水90%以上的處理率。在《全國農村環境綜合整治“十三五”規劃》中則更為細化農村污水處理路徑圖：到2020年，新增完成環境綜合整治的建制村13萬個，農村污水處理率達到60%。
    但即便作為水環境綜合治理的重要環節，農村污水治理設施卻比城市污水治理設施“曬太陽”現象更嚴重。我國農村也尚未有明確的農村污水排放標準，地方上大都采用城市的排放標準進行項目的建設運行。尤其是當前農村污水處理資金主要來源于財政支持，基本是政府托底。如果按照城市污水處理項目的思路，社會資本和地方政府都會面臨較大風險。
    公開資料顯示，以一個5000人左右中等規模的小城鎮計算，要建設日處理能力600噸的污水處理設施(含預留處理能力)，前期各類投入在1000萬元左右。但農村污水治理并不是一次性投入，除了前期管網、污水凈化設備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外，還需要后期持續維護運營投入。即使在各方幫助下建好，后續每年80萬元到100萬元的運營維護費用仍是一筆不小的開支。也正基于此，對于農村污水處理技術要求，行業普遍的看法是：工藝簡單易維護、抗水量負荷的沖擊、低能耗。
    如何走出成本“曬太陽”的發展困境？業界指出，對已建成的污水處理項目采取第三方運營的專業化運營模式，發揮專業環境服務商的優勢，從而降低成本。針對后期維護難題，應明確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和運行管理單位責任，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，由專業公司來打理，鼓勵市場機構建設、維護一體化操作。下一步，住房城鄉建設部與生態環境部也將起草農村污水處理排放標準文件，主要涉及流域治理和農村環境治理等領域，相關支持政策或將包括以財政手段鼓勵增加環保投入等。
    未來，農村污水處理市場，將會如何發展？多家水處理企業及券商報告預測，未來農村污水處理市場可達數千億元。據桑德集團測算，我國農村污水治理2020年產值將達到844億元，處理率為30%；2035年產值將達到1305億元，處理率為58%。另據E20研究院測算，到2020年村鎮污水處理率將達60%，后“十三五”時期預計市場空間剩余1200億。
    從市場角度來看，水環境治理要求不斷提高與扶持政策集中發力雙重催化下，農村污水處理產業市場隨之成型，并吸引了大量企業密集涌入。碧水源、先河環保、啟迪桑德等環保上市公司成為奮戰在這個戰場的開路先鋒。在此期間，農村污水處理市場的“含金量”也隨之大幅提升，誠如農村污水處理廠提標改造也不再局限于項目建設運營，取而代之的是延伸至城市供水管網覆蓋。在此背景下，未來產業的競合并購潮肯定加劇，企業也將日益集中。